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的爷爷奶奶受到国家政策——“支援三线”的感召，离开东北老家，来到当时荒芜贫瘠的西安阎良，投身于祖国的航空事业。“三线建设”是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，由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工业分布在东北（临近苏联）和沿海地区，一旦战争开始，此种工业布局非常脆弱。为了改善不利局面，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三线建设的目标，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工业、交通、国防基础设施的建设。随之一大批人从东北和沿海地区涌入贫穷的地区，拓荒，建设，随之在那里安定下来，一代代持续至今。
阎良就是此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代表。这里以三大单位为依托——飞机制造（西飞公司）、试飞、飞机设计。围绕工厂，建立起居民区、医院、俱乐部、学校等设施。但随着近几年的国企改制，“单位”变成“公司”，以上一些相关设施也慢慢脱离单位，交与社会管理。
尽管时间一直在向前，这里有了很多变化：更宽的马路，更高的楼，更丰厚的工资，但似乎每代人的价值观、生活轨迹并未不同。我们依然在每天上下班都听着相同的音乐经过西飞俱乐部门口，穿着与爷爷那辈人类似的工作服，重复着那一辈人的时代词汇和思维逻辑，保留着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恶，市场经济的恐惧以及对国企旱涝保收的坚持。
